刘光华教授首先对讲座的主旨进行了背景性解读。讲座通过对欧洲刑事诉讼程序制度已被“美国化”的主流观点的批评为切入点，立足过去几十年欧洲大陆刑事诉讼程序制度所经历的广泛改革，以及美国对抗式刑事诉讼模式实际所发挥作用的深入细致的法人类学考察，揭示出：欧洲刑事诉讼制度对美国所谓的“法律移植”，非但没有产生美国对抗式刑事诉讼模式在欧洲的实际扩散，即使欧洲刑事诉讼系统更加具有对抗性，相反，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即欧洲特别是意大利在其非对抗性结构下更具防御性。这一制度变迁引发了Elisabetta Grande教授关于法律移植中“接种效应”(Inoculation)的研究结论。这更进一步提醒我们，在法律借鉴中，存在着葛兰西主义理论中所谓的“反霸权”行动。

Elisabetta Grande教授首先通过“法律为什么会发生变化”的发问，开启了主旨演讲。教授结合相关司法判例，引入了马克思主义（法律的变化是上层建筑变化的结果）和社会文化（法律的变化取决于集体观念的变革）两种不同的解释路径，指出：虽然目前任何一种解释路径都无法给出终极答案，但若将视角转化成“法律是如何发生变化”的新问题上，回答则是确定的。比较法学家们发现，在通常情况下，法律变化基于合法模仿或移植另一种法律制度而发生。质言之，一国法律制度的优越性使之享有了声望，进而吸引各国进行学习模仿。而后，教授重点阐述了上两个世纪欧美法律彼此之间的交流互通，从美国借鉴欧洲经验建立专业法学院制度，到美国法律模式向欧洲大范围输出的逆流，法律的创造性是美国法律模式得以成功的根源。但观之当下，教授指出，美国法律已被私人公司及其资本权力所控制，法律过于追求和维护公司的利益/利润而忽视谋求个人福祉。对于法律间的交流被大公司和资本主导的现象，应借鉴欧洲国家在法律移植中对美国法律模式反思的经验，从追求和实现世界多极化角度，转向创制以人为中心的法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