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文老师先从人工智能与法律的互动历史入手介绍。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工智能与法律的学术讨论才逐步兴起。AI技术带来了挑战，也为法律推理模型的构建提供了新的工具。这种相互关系使得法律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成为一个协同过程。目前全球人工智能的立法领域越来越丰富，欧盟的《人工智能责任指令》与韩国的《人工智能问责法案》集中于明确人工智能造成损害时的法律责任和问责机制，这反映出欧韩在立法时对公众权利与技术风险的重视。德国和美国的标准化路线于此不同，如《德国人工智能标准化路线图》和《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框架V1.0》，均强调通过标准化手段保障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合规性。

我国的人工智能立法选择也具有自己的特色。2017年出台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奠定了中国AI发展的战略基础，这份文件涵盖了技术创新、产业转型及法律治理。2023年8月出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则强化了对生成式AI的监管，特别是在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领域。到《人工智能法（示范法）》的起草，意味着中国正在探索系统化的AI法律框架，回应技术发展与国家安全的需求。我国的人工智能立法以渐进式的路径为主，兼具软法的灵活性和硬法的强制力，未来应当继续统筹国内法治与国际规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法律治理体系。